“北京的桥啊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金熬玉栋望北海；十七孔桥连玉带；高亮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芦沟桥的狮子呀最奇怪，你就数哇数哇数哇，怎么就数不过来……”二十世纪90年代初，一首京味十足的《北京的桥》乘着“流行风”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金水桥、卢沟桥以及凌空飞架的立交桥在歌声中怂恿着北京人的乡愁，诱发着他乡人的好奇。
而曾与京西宛平卢沟桥、京东通州八里桥并称为“拱卫京师三大桥”的朝宗桥，虽未在歌谣中露面，但其厚重的历史却在史册中熠熠生辉。
不息的河水径直流过朝宗桥，年年岁岁，静观世事变幻。而今，这座始建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七孔联拱石桥，外形依然壮丽，线条依然流畅；桥两侧的五十三对石栏望柱，顶端雕饰的“云头“也依然精美；只是桥身的花岗石因浸染了岁月的风霜，显出些陈旧的暗黄。
雨后午时，阳光与乌云撕扯着“争夺地盘”。但人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各色车辆一如继往地在全长130米、净宽13米的桥面上轻盈跃过，来来往往着彼此的邀约。
河流·木桥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河与桥，又有着怎样“剪不断”的关系呢？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有述：“又十八里为沙河店……店北有水，出昌平州西南四家庄，迳双塔村，东流为北沙河，有桥曰朝宗。”毋庸置疑，朝宗桥下即为温榆河的正源——北沙河。北沙河支流众多，全部流域面积达546平方公里，干流长约20公里，河宽60～100米。
追其根，溯其源，北沙河伟岸的身躯内到底蓄积着多少“能量”，以致朝廷“大动干戈”，在其之上架桥铺路呢？《温榆河》一书引用的水文数据表明，作为温榆河的正源，北沙河无论是多年平均值，还是平水年、枯水年数值（见表格），其自产地表水量均在4000万立方米以上，遥遥领先于其它各大支流。
丰沛的水量，浇灌出“五谷丰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淤积着水患的发生。《康熙畿辅通志》载：二十六年，沙河大水。三言两语，叙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发生（1289年）的一次洪灾……一次次洪水，将摆渡的船只冲撞得七零八落，也将渡河人的脚步阻隔在河岸两边。
即便是具有宏图大略的永乐帝朱棣，也因忙于北征元残余势力和营建北京皇宫政务，无暇顾及修桥铺路，而同样未能改变南来北往靠摆渡过河的现实。一座春拆秋架的“应季”木桥，就这样在风雨中飘摇了一代又一代。
年复一年的“劳民伤财”，促使不胜其烦的七品芝麻官不得不“仗义执言”了一把。正统十二年（1447年），昌平知县刘思义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力陈在河上建石桥的必要性：“沙河等处，当天寿山及居庸关道。旧桥用木，每岁秋架春拆，徒劳民力，况圣驾谒陵、官司军经行皆不便。乞如清河磐之以石，庶得坚久。”
入情入理的陈述，博得明英宗朱祁镇的赞同。次年九月，明廷下诏，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寿督工兴建南北沙河石桥。
石碑·往事
谁知，下诏修桥的第二年，明英宗便摊上了大事，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
“土木堡之变”，使原本君临天下的明英宗朱祁镇转眼之间便成了瓦剌部族人的阶下囚，他也因此沦落成为他人手中一枚随意驱使的棋子。而原本就“不安分”的瓦剌首领也先，由此频频携天子辗转各处，敲关叩城，做起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黄粱美梦。但，也先的“如意算盘”终究被于谦的“社稷为重，君为轻”原则所打乱，以致想放“太上皇”回家，都苦于无人“接盘”。
由郕王摇身变为明代宗的朱祁珏自然是不情愿迎回朱祁镇的，他甚至很不高兴地嘟囔着：“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如此一番推三阻四之后，才在重臣于谦“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的“开导安抚”下，勉强同意迎“北狩”的“太上皇”朱祁镇南归。一旦待其南归，明代宗又毫不犹豫地将其圈禁监视起来。明王朝统治核心的离心离德，终致国势日蹙。而明英宗复辟后对权臣的大肆追杀，则直接导致明王朝军政界再次出现“断层荒”。
权力的纷争，王位的变更，使得沙河桥的落成终如“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般落寞黯然。竣工后的石桥，就这样飘零在历史的角落，体察着“烽火连三月”的焦灼，静观着“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无奈……
斗转星移，曾经被明代宗废掉的“皇太子”朱见深，在其父朱祁镇“南宫复辟”后，重获太子之位，而接替大位也不过只在朝夕之间。所有尘埃落定，接替大统的朱见深定年号成化，获庙号宪宗。明宪宗成化末年，“朝宗桥”的名字赫然出现于官方典籍。
至于为何取名“朝宗”，众说纷纭。一说古代诸侯春谒天子为“朝”，夏拜天子曰“宗”，《诗经·沔水》有“沔波流水、朝宗于海”之句，朝宗或为百川汇海、春朝夏宗之义；《隆庆昌平州志》则称：“朝宗桥……乃东西两山口河水历三十余里会流于此……故名。”
莫衷一是的结论，使得坊间对“朝宗桥”名字的由来多了几分臆想，一个更简单直白的故事便流传开来。传说中，“朝宗”成了负责修北沙河桥的官员，遭同期修南沙河桥同僚妒忌，被朝廷冤斩。在山洪中安然无恙的北大桥为赵朝宗的无罪提供了有力证据。为追补过失，皇帝命人在石桥上立下一方刻有“朝宗桥”的石碑以示纪念。
然而，传说“往往给人以它是真实历史的错觉”。作为一座历经风雨的古老石桥，朝宗桥怡然自得地在史册中“坐看云卷云舒，静听花开花落”。
修缮·信仰
时光飞逝。从“无名”到“有名”，朝宗桥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作为明王室谒陵、饬边及北巡的必经之地，朝宗桥自建成起，便不断得到维护与修缮。尤其是明万历三年（1575年）的大修，不仅时间长（历时一年有余），而且一万余两的出资者也不禁让人窃窃私语起来。出资者谓谁？万历生母——慈圣皇太后也。
而与她“灰姑娘”式的奋斗史相比，出资修桥不过是她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罢了。这位为生活所迫、十五岁即进入裕王府做使唤丫头的“灰姑娘”，在遇到裕王朱载垕之后，便上演了一出穿越版的“王子与灰姑娘”，从而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跃。而诞下长子朱翊钧，更是“母凭子贵”，完成了人生的转折。从都人到侧妃，从贵妃到皇太后，“灰姑娘”李彩凤不仅攀上了人生的高峰，而且在大刀阔斧的社会变革中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慈圣皇太后虽出生卑微，却有着常人“望尘莫及”的政治头脑。在儿子十岁承继大统，引来一片“主少国疑”的责难声中，她力挽狂澜，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撤换司礼监掌印太监，让有着良好文化素养的冯保协理其教育小皇帝；撤换内阁首辅，使之后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万历新政”的张居正取高拱而代之。大手笔换得大收获。如此一来，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机。
至于这位被后世评价为“参政不乱政，秉国不贪权”的皇太后，为什么要出资修缮朝宗桥，或许是出于“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式的政治需要，或许是她朴素的“铺桥修路”即为积德行善的宗教信仰所使，又或者是二者皆而有之……
足迹·见证
从云隙中钻出的阳光毒辣灼人，伫立桥畔的螭首方座汉白玉石碑却依旧凛然而立。穿过岁月的风霜雪雨，面北的“朝宗桥”三个盈尺大字已被风化的模糊不清。四米有余的碑身顶端，戏珠的四条盘龙似乎在专心辨析朝宗桥上杂乱的足音。
地处通往京城的咽喉要道，朝宗桥自然被赋予了拱卫京城的特殊使命。依其得天独厚之势，目睹了发生在这里的战争与和平。
崇祯九年（1636年），“清兵薄西山，攻巩华城”；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连入昌平、清河、良乡”；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三月十五，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自柳沟抵居庸关”。镇守居庸的总兵官唐通、太监杜之秩开关迎降。这一开关，即敲响了明王朝灭亡的丧钟。次日，大顺军攻克昌平，焚明十二陵享殿，传檄京师。夜间“自沙河而进，直犯平则门，竟夜焚掠，火光烛天”。之后，成竹在胸的李自成更派人与崇祯进行谈判。因未答应“闯王”提出的“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条件，致使谈判破裂。恼羞成怒的李“闯王”遂率军一鼓作气攻克内、外城。曾经繁荣昌盛、四方来朝的明王朝在“四面楚歌”中土崩瓦解。
世事总在“推陈出新”中欣然向前。历史的舞步滑至清朝，朝宗桥上，虽不见兴师动众往来谒陵的明王子孙，但北征的嘶嘶战马、烈烈旌旗，狩猎的“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以及谒陵的“优礼前代”、垂范当今……仍旧成为朝宗桥承载的重点。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兴衰荣辱在历史的更替中悄然潜行，岁月在弹指一挥间催老了流年。五百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朝宗桥仍以“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蓬勃生机与无畏气概，继续承载着时代飞速转动的车轮，心无旁骛，奋勇向前！
（来源：昌平报、图/文 张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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